秦始皇陵墓中，藏一本名叫《冤经》的奇书，其内容令人耳目一新

史书记载，在那遥远而神秘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在那个思想大爆炸，百家争鸣的时代，一本名叫《冤经》的奇书横空出世。可让世代人不解的是，明明在不少文献中，《冤经》言之凿凿地存在着，却始终没有一人见过它的真实面目。到底《冤经》这本书有还是没有？到底，这本书有多神奇？小编遍查史书，终于整理出《冤经》的大致脉络，下面，就给您从头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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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说《冤经》的自然情况。作者不祥，据传出自一位精通道学的帝师。又名《帝皇之术》，共分《魔》和《鬼》两篇，成书时间应该在春秋战国时期，与《易经》同等重量的等中国哲学经典。

接下来要说的，就要请各位扶好你的下巴了，因为《冤经》的内容，让它成为名至实归的奇书中的经典。《冤经》与所有诸子百家的著作都不一样，它是魔学经典。没错，你绝没看错。

我们都知道，中国从古代起，就讲究阴阳学说，世间万物，一阴一阳，相生相克。可这些，对于《冤经》来说，简直是小儿科。因为《冤经》对世间万物的认识，已经不仅仅是阴阳平衡那么简单。

《冤经》认为世间万物都有魔性，说白了，就是承认万物有恶的一面，而且是合理合法合情的，你惦记对桌的那盘红烧肉，想着隔壁的小丽，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根本不用不好意思。其次，《冤经》认为，世上的所有事情，都是魔主先，佛从后。千百年来，不论哪个年代，不论哪种学说，我们都主张惩恶扬善，始终在坚持着“这世上还是好人多一些”的真理。

唯有《冤经》堂而皇之地说，世间是先有魔，后有佛，先有恶，才有善。而且，在魔与佛之间，在恶与善之间，《冤经》肯定地说：起决定作用的，是魔和恶。我们常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其实就是《冤经》对这一观点的最形象描述。还有更刺激的， 《冤经》甚至大胆地认为，无魔不成佛，也就是每个“佛性”辉煌的背后，都要先经过“魔性”的洗礼过程。往大了说，恶是善之母，往小了说，梅花香自苦寒来，百炼才能成钢。

而《冤经》之所以又被称做《帝皇之术》，也正是因为这本书明确地告诉帝王们，必须认真面对世间万物“恶”的一面。正因为如此，历代帝王对此书是又爱又恨，爱的是只有通过此书，只有对世间万物的魔与恶有充分认识，才能让帝王们对世间万物，对将相黎民有一个真正全面的认识。恨的是此书如此明显地承认世间万物魔与恶的本质的合法性，万一人们拿着书告诉你，我杀人越货都是正常的，我不交税赋是正常的，我发动暴乱是正常的，这都是我的人性里魔与恶的一面。估计哪个皇帝也受不了。

那么，《冤经》那这本书到底在哪里？答案，恐怕要在秦始皇的陵墓里了。

这就不得不涉及秦始皇当年干的一件大事，焚书坑儒。当年，大秦朝建立起统一帝国之后，遵循法家的治国思想，开始用郡县制代替传统的封建制来治理国家。不想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博士淳于越公然反对郡县制。而当朝的丞相李斯偏偏是个典型的法家学派。愤怒的李斯于是向秦始皇提议，从而导致了一场大规模的焚书行动。

这次全国范围内的焚书活动，事实上远没有我们想象那么严重。秦始皇的旨意十分明显，只焚毁儒学书籍，从这一条看，有着明显道家学派特征的《冤经》应该不在焚毁之列。而且，焚毁的只是民间的藏书，官府藏书，甚至是皇宫里的藏书也根本不在焚毁之列。

亲爱的读者，您是否又松了口气，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前面咱们就说过，帝王们对此书是爱恨交加。所以，即使躲过秦始皇的焚书劫，此书仍然是禁书，民间，官府，估计都找不到踪影。似乎只剩一种可能了。绝本《冤经》就藏在秦始皇的皇宫里。问题又出来了。皇宫不是被项羽一把大火烧个精光吗？可是您别忘了，在项羽起义之前，秦始皇就去世了，而作为帝王必读的经典奇书，《冤经》极有可能会被陪葬进秦陵，供千古一帝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研究学习。

所以，不管你有多心急，不管你有多书痴，请擦干嘴边的口水。有关《冤经》这本奇书唯一的一线生机，也就只能等待秦陵重见天日的那一天了。

《孙膑兵法》奇书一本

《孙膑兵法》 (亦称《齐孙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兵书，由战国中期杰出的军事家孙膑与其弟子所著。原著 89篇，图 4卷。后来失传。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一批孙膑论兵的竹简。经专家整理、编纂为《孙膑兵法》，分上、下编，各15篇，共收364简，1.1万余字。1985年版《孙膑兵法》定为16篇,共收222简,近5000字。

修正后的《孙膑兵法》内容主要包括：

《擒庞涓》篇主要记述孙膑在桂陵之战中，用避实击虚、“攻其必救”等办法，迷惑敌军，诱使魏将庞涓弃其辎重，兼程追赶，最终乘其方虚，在桂陵大破魏军，俘获庞涓。《见威王》篇主要记述孙膑初见齐威王时，陈述自己对战争的看法。《威王问》篇主要记述孙膑与齐威王、田忌关于用兵之事的问答。齐威王问九条，田忌问七条，孙膑都给以圆满的解答。前一部分就敌我兵力对比的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作战方法。后一部分主要指出用兵最重要的是“必攻不守”。

《陈忌问垒》篇记述田忌与孙膑之间的问答。简文残缺，现存部分主要说明在未能构筑壁垒时，如何组织配备各种兵力来进行作战，总结了马陵之战的战法。《选卒》篇主要从国家政治的宏观角度，论述关系战争胜负的一些重要因素。其中主要强调了选卒、有德行、明赏罚等等。《月战》篇谈到战争胜败与天象的关系。强调了天时、地利、人和对于用兵的重要性。《八阵》篇强调将兵必须知“道”。《地葆》篇从军事上论述各种地形的优劣与用兵的关系。《势备》篇提出战争不可避免，因而主张要“自为备”，完善兵器装备，形成必胜之势。《兵情》篇论述了治军方法，并以矢、弩、发者分别比喻士卒、将帅和君主之间的关系，认为只有三方面都合乎要求，才能胜敌。《行篡》篇论述了如何使士卒和百姓在战争中为统治者尽力。《杀士》篇中，“杀士”意谓善于用兵的将帅能使士卒勇于为国捐躯。《尉缭子·兵令下》说：“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与本篇主旨相近。《延气》篇列举激气、利气、厉气、断气、延气五事，主要是强调将军如何激励士气、鼓舞斗志。《官一》篇主要论述各种军事措施及阵法的作用或适用的场合。《五教法》篇提出了教育、训练士卒的五个方面；论述了如何提高军队素质。《强兵》篇记述了齐威王与孙膑之间关于富国强兵的问答，内容重要，故列为上编之末。

孙膑继承和发展了孙子的军事思想，总结了战国前期和中期的战争经验，围绕着新形势下的战争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主张，丰富了齐国兵学理论的内容，促进了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发展。

一、“战而强立”的战争观。《孙膑兵法·见威王》篇中明确提出了“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的指导思想，认为依靠“仁义” 、“礼乐”无法“禁争夺”, 只有“举兵绳之”，即通过战争才能实现国家的统一，达到“天下服”的目的。这是孙膑战争观的核心思想，它揭示了战争的政治目的。同时，它区分了“有义”和“无义” 战争，初步揭示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性质。该书深刻阐述了政治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及民心向背对于战争胜负的巨大影响。还阐明了战争胜负对国家安危、存亡的关系，指出：“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孙膑兵法》主张慎战，即不得已时才进行战争。

二、“事备而后动”的备战观。孙膑认为要进行战争并赢得胜利，还必须做好充分的战前准备。《见威王》篇提出了“事备而后动”的备战方针和战争指导原则，要求战前做好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作，不打无准备之仗、无把握之仗。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兵出而有功，入而不伤”（《客主人分》）。并强调把战争准备的重点放在“有委”、“有义”上。“有委”，就是要有充足的战略物资储备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有义”，就是要有正义的理由进行战争，以取得军民的支持，得道多助。在《势备》中又提出了“旦暮服之”的备战标准，要求国家、军队做到常备不懈，有备无患。

三、富国强兵的治军观。《孙膑兵法》发展了前人富国强兵的理论。认为在诸侯纷争的形势下，只有“富国”才是“强兵之急者”，国家富了，才有条件使军队强大起来。把富国作为强兵的当务之急，揭示了军队、国防、战争对国家经济的依赖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而主张变法革新，发展经济，提高生产，以此建设强大的军队，夺取战争的胜利，促进统一的事业。

四、以人为主的制胜观。《孙膑兵法》重视人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把提高人的素质视为强兵制胜的关键。它在军事史上首次揭示了人是战斗力诸因素和战争制胜诸因素中第一位的因素，认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月战》）。讲人是战斗力的第一要素。因此，对将帅修养不仅提出德、信、忠、敬等一般要求，而且提出要有驾驭战争的能力，“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 “甲坚利兵，不得以为强”，光靠武器精良，还不算强大；强调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依靠人为，利用有利条件，克服不利条件，创造一切条件，才能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

《孙膑兵法》曾广泛流传于战国末和秦汉时期，在历史上颇有影响。特别是孙膑提出的“围魏救赵”和“马陵之战”，早已成为军事史上的著名战法，历来为兵家所仿效。其影响与日俱增，越来越受到中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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