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杆枪的自述

        枪本不会说话，不会思考，只是使用者赋予评判其利弊。            ——题记

我是一杆驳壳枪，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最喜欢的轻武器之一。那时是抗日战争时期，许多英雄形象都离不开我的装备：双枪李向阳、英雄蒋三腰插两把驳壳枪，神气威武，英勇干练！我在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中数量不少，在各类手枪中是最多的。当时，我还有许多兄弟姐妹，例如勃朗宁手枪，由于他的体积小、制作精良，在八路军、新四军中视为“高档”武器，一般做为中高级干部佩枪使用，即使有时他压我一头，但我知道只要能帮上我们的抗日战士英勇作战，大家都是兄弟，本质都是一样的。再有“王八盒子”，也称“十四年式”手枪，因其枪套像乌龟壳，又是日本鬼子使用的，就被中国军民称为“王八盒子”。“王八盒子”是二战时期日军装备的制式手枪。可以说，“王八盒子”是侵华日军的一件标志性武器，因此也是八路军从鬼子手中缴获最多的手枪。许多有关抗战内容的影视作品中都能看到“王八盒子”。老电影《平原游击队》里，李向阳游击队队员小郭杀死一个鬼子缴获的手枪就是“王八盒子”。王八盒子也是手枪，即使他落于敌人手中使用，他对于我们来说依旧是兄弟。所以，枪本身没有立场，使用者的立场会改变对不同的枪的评判。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共同作战，虽然手枪数量有限，但对于歼灭敌军，冲锋上阵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日方因武器先进，在战斗前期占据领先地位，使我们牺牲了无数英勇上阵的战士们，所以他们的手枪可谓之杀人武器。

大多数人认为我的祖先是在中国出现的一种小型的铜制火铳──手铳。之后经历漫长的发展，不同国家的人对其进行了不同的改造，功用性能也逐渐增强。在一战二战，我们手枪也是作战的主要武器，推动战争的进行。当一颗颗疾驰的子弹从枪管射入敌人的胸膛，鲜血喷涌而出，健壮的身躯缓缓倒下。对敌人的家庭来说这是此生无法平复的失子之痛，对敌人的国家来说是战士为国捐躯，国家兵力被削弱。对另一方的战士来说，虽然缴灭了面前的敌人，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战后可能会留下心理创伤，影响自己的一生。战争永远是残忍的，无论是什么战争对双方都是有破坏性的，但战争往往像火星一触即燃，只有一方的努力战争永远无法避免，只有每个人共同向往和平并作出努力才有机会实现世界和平的梦想。

岁前的琼·辛顿，是个前途无量的物理学家，在美国享受优厚的待遇，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科研条件，顺着这条路走下去的话，她或许能够闻名世界。但在事业迎来巅峰之前，她毅然地离开了美国，跑到中国农村支援建设，养牛放牧整整62年！促使她做出这一决定的，是二战结束之前，一次历史性的核爆炸…1945年，两颗原子弹，在广岛长崎被投放爆炸，15万日本平民化为焦土，琼·辛顿震惊了。“那不是蘑菇云，是活生生的骨头和血肉，

死去的都是和你我一样的人啊，他们不是炸一颗，而是两颗！把科技用于武力太可怖了。”琼的感叹正是残忍的现实，我们手枪的子孙辈不断增加，一代代精英辈出，改良后的手枪有的杀人于无声无迹，有的精准度，杀伤力显著提高，所以我想告诫人们要正确使用我们，尽量以和平的方式保卫人们，我希望我们永远再不会出现在战场之上。

现在社会上有个热门的议题，中国要不要开放枪支的使用，大部分人认为中国不应该开放枪支的使用，第一，枪支的泛滥会增加执法成本。就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来说，成本会成指数增加；第二，总体来说目前国人素质还不够高，现在是信息化时代，网络舆论的力量始前巨大，中国普通民众及其容易被蛊惑；第三，用枪制服犯罪行为保卫自己更多的是个例，普遍的应该犯罪分子用枪进行犯罪行为将更容易。通过以上的观点，我发现人们心中始终对我畏惧，说明如今的和平之下隐藏更大的危机暴动，此时此刻中国的人民警察，人民解放军更要利用好手中的枪杆保护人民。现在已不是枪杆底下出政权的年代，现在的和平来之不易又如此脆弱。希望我们的使用者珍惜这份和平，但又不要放下枪杆，将自己的后背露给敌人。（一团十二连 潘之雨）

王柏华｜一杆上膛枪与狄金森的诗学战场

2024年11月8日晚，清华大学“英美文学经典的人文理解”系列讲座第十七讲举行。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授王柏华以“一杆上膛枪与狄金森的诗学战场”为题进行演讲。本次讲座采取线上模式，校内外三百余名师生聆听讲座并参与讨论。讲座由清华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曹莉教授主持，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罗良功担任与谈人。

王教授以狄金森诗作《我的生命 – 一杆上膛枪》（My Life had stood - a Loaded Gun，以下简称《上膛枪》）为代表，提出了三个关于狄金森的重要议题：狄金森以诗歌回应了历史和时代提出的各类问题、狄金森单枪匹马发动了一场语言革命和诗学实验、狄金森的诗歌具有强大的认知原创性。

王教授提出第一个议题目的在于打破读者长期以来对狄金森的一大误解或刻板印象：她是一个躲进小楼的女诗人、一味专注于自我、死亡和不朽，不问世事，甚至美国发生了南北战争，她也不为所动。20世纪的美国装置艺术家，如约瑟夫·康奈尔（Joseph Cornell）过分片面地刻画狄金森孤独幽居的形象，虽然激发了他的艺术灵感，但显然强化了对诗人的误解。王教授提出，既不能把狄金森当作19世纪中期谦卑、恭顺的女性，也不能将她的形象简化为早期女性主义叙事中“阁楼里的疯女人”。狄金森虽极少出席社会活动，却以理性的方式回应了时代的每一个问题，在诗作中发起了一场孤军奋战的革命。

在狄金森的诗作中频繁出现fight，war，battle，gun，balls（战斗，战争，战役、枪支、弹药）以及火山喷发等词汇和意象，透露出她强烈的战斗意志。这种意志一部分来源于她的清教徒家庭背景。她的祖先曾参与美国的拓荒运动和印第安战争，在家庭聚会的展台上就放置着一杆祖传的上膛枪。狄金森自1862年4月起与社会活动家托马斯·希金斯（Thomas Higginson）展开的信件往来也同样可以看出狄金森对行动的强烈兴趣，后者也受到狄金森诗作中极具破坏力的语言的震撼，在她死后成为她诗集的编写者。

王教授选择《上膛枪》一诗作为本次讲座的标题，因为它以曲折的方式展现出狄金森的性别意识和战斗意志，进入诗中的所有主题和意象都关涉到历史和现实中的权力关系，但最终都聚焦于她作为诗人的角色。

王教授在讲座过程中重点推荐了美国语言诗派女诗人苏珊·豪（Susan Howe）的经典之作《我的艾米莉·狄金森》对《上膛枪》一诗的创造性解读。豪将狄金森的语言革命称之为Linguistic Decreation，这比新批评家如Charles Anderson的观点更为敏锐。

狄金森从同时代和先前的许多文学作品中汲取力量。例如她对大西洋彼岸勃朗特姐妹、勃朗宁夫人、乔治·艾略特等女作家十分尊敬和热爱，但是，在诗歌艺术方面，正如苏珊·豪所指出的，她的《上膛枪》极有可能受到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诗作《罗兰公子来到暗塔》（Childe Roland to the Dark Tower Came）的影响，此诗是对传统的骑士传奇和英雄探险的反讽，其叙事风格是反高潮的。这两位诗人都受到莎士比亚剧作《李尔王》以及他的一系列历史剧的深刻影响。

Childe Roland to the Dark Tower Came painted by Thomas Moran in 1859

王教授总结道，狄金森那些最具原创性的诗作往往对语言施加暴力，或许可以用“暴力诗学”加以概括。这些诗歌让读者仿佛被一杆上膛枪击中，感到震惊、困惑，因为它们常常阻断日常思维的路径，迫使读者尝试跟她重新思考一切，有时不得不跟随她突兀的措辞、反常的语法和高度省略、凝缩、跳跃、断裂的句法，深入条条幽暗曲折的小径，一起体察认知的困境和探险，甚至到了诗歌的结尾，读者发现，诗歌已把他/她带入更多的可能性甚至不确定性之中。这使她的诗歌与几十年之后兴起的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诗歌具有更多精神上的契合，但在十九世纪的英美诗坛上却是一个孤独的异类，难以被同代人接受和理解，这或许是她生前选择不发表的一个更深层的原因。

狄金森这一“诗的革命”恰发生于美国社会剧变的年代，废奴运动白热化，引发内战，女性主义运动兴起，基督教正统思想失去权威，人们的认知受到巨大挑战。1863年，南北战争进入胶着状态，男人忙于在前方打仗，女性在后方忙于缝制军衣，而狄金森忙于创作她的“上膛枪”，并缝制她的诗稿册，关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她内心的战斗从未停息。

王教授最后解释了狄金森的诗学革命的核心观念，正如诗人在一封信中所言，“我的事业是圆周”，在她看来，中心（真相）似乎是不确定的，甚至是无法认知的，只能从外围迂回地靠近；圆周可能代表可知与不可知的边界，诗歌的使命就是尝试突围，以扩展我们的认知的可能性。在讲座的结尾，王教授让我们关注狄金森如何从“语文学”中寻找神性，正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化为人子，语言化身为语文，成就了诗歌。

与谈环节中，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罗良功从“暴力”的角度回应了王柏华教授关于狄金森诗学革命的理解。罗教授认为，狄金森的暴力既是语言的暴力也是诗学的暴力；狄金森对19世纪诗歌语言规制的破坏及其在此基础上的话语策略创新和观念重建是狄金森诗歌革命的核心所在，也因此成为包括语言诗派在内的20世纪后半叶和21世纪美国诗歌进行创新实践的力量来源。基于狄金森诗歌的独特表达方式，罗教授提出，不但要关注狄金森表达的内容，而更要关注她表达的方式。最后。罗教授重申了“从文本出发”的文学研究方法论，并对王教授的讲座内容表达了高度的赞许。

在讨论环节，演讲人、与谈人和主持人针对听众的提问，进一步探讨了狄金森独特的语言暴力形态和其诗学革命的内核逻辑。狄金森诗学革命的关键在于她作为诗人的自觉；她不断质疑认知的限度，经常变换视角，这让她的诗歌带有一种uncanny的效果，有时候会把读者带入一种梦境，与此同时狄金森将解析的矛头或子弹对准自己的思维和意识， 其诗歌的原创性和在认知层面的价值，有待深入探索。

王柏华｜一杆上膛枪与狄金森的诗学战场

2024年11月8日晚，清华大学“英美文学经典的人文理解”系列讲座第十七讲举行。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授王柏华以“一杆上膛枪与狄金森的诗学战场”为题进行演讲。本次讲座采取线上模式，校内外三百余名师生聆听讲座并参与讨论。讲座由清华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曹莉教授主持，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罗良功担任与谈人。

王教授以狄金森诗作《我的生命 – 一杆上膛枪》（My Life had stood - a Loaded Gun，以下简称《上膛枪》）为代表，提出了三个关于狄金森的重要议题：狄金森以诗歌回应了历史和时代提出的各类问题、狄金森单枪匹马发动了一场语言革命和诗学实验、狄金森的诗歌具有强大的认知原创性。

王教授提出第一个议题目的在于打破读者长期以来对狄金森的一大误解或刻板印象：她是一个躲进小楼的女诗人、一味专注于自我、死亡和不朽，不问世事，甚至美国发生了南北战争，她也不为所动。20世纪的美国装置艺术家，如约瑟夫·康奈尔（Joseph Cornell）过分片面地刻画狄金森孤独幽居的形象，虽然激发了他的艺术灵感，但显然强化了对诗人的误解。王教授提出，既不能把狄金森当作19世纪中期谦卑、恭顺的女性，也不能将她的形象简化为早期女性主义叙事中“阁楼里的疯女人”。狄金森虽极少出席社会活动，却以理性的方式回应了时代的每一个问题，在诗作中发起了一场孤军奋战的革命。

在狄金森的诗作中频繁出现fight，war，battle，gun，balls（战斗，战争，战役、枪支、弹药）以及火山喷发等词汇和意象，透露出她强烈的战斗意志。这种意志一部分来源于她的清教徒家庭背景。她的祖先曾参与美国的拓荒运动和印第安战争，在家庭聚会的展台上就放置着一杆祖传的上膛枪。狄金森自1862年4月起与社会活动家托马斯·希金斯（Thomas Higginson）展开的信件往来也同样可以看出狄金森对行动的强烈兴趣，后者也受到狄金森诗作中极具破坏力的语言的震撼，在她死后成为她诗集的编写者。

王教授选择《上膛枪》一诗作为本次讲座的标题，因为它以曲折的方式展现出狄金森的性别意识和战斗意志，进入诗中的所有主题和意象都关涉到历史和现实中的权力关系，但最终都聚焦于她作为诗人的角色。

王教授在讲座过程中重点推荐了美国语言诗派女诗人苏珊·豪（Susan Howe）的经典之作《我的艾米莉·狄金森》对《上膛枪》一诗的创造性解读。豪将狄金森的语言革命称之为Linguistic Decreation，这比新批评家如Charles Anderson的观点更为敏锐。

狄金森从同时代和先前的许多文学作品中汲取力量。例如她对大西洋彼岸勃朗特姐妹、勃朗宁夫人、乔治·艾略特等女作家十分尊敬和热爱，但是，在诗歌艺术方面，正如苏珊·豪所指出的，她的《上膛枪》极有可能受到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诗作《罗兰公子来到暗塔》（Childe Roland to the Dark Tower Came）的影响，此诗是对传统的骑士传奇和英雄探险的反讽，其叙事风格是反高潮的。这两位诗人都受到莎士比亚剧作《李尔王》以及他的一系列历史剧的深刻影响。

Childe Roland to the Dark Tower Came painted by Thomas Moran in 1859

王教授总结道，狄金森那些最具原创性的诗作往往对语言施加暴力，或许可以用“暴力诗学”加以概括。这些诗歌让读者仿佛被一杆上膛枪击中，感到震惊、困惑，因为它们常常阻断日常思维的路径，迫使读者尝试跟她重新思考一切，有时不得不跟随她突兀的措辞、反常的语法和高度省略、凝缩、跳跃、断裂的句法，深入条条幽暗曲折的小径，一起体察认知的困境和探险，甚至到了诗歌的结尾，读者发现，诗歌已把他/她带入更多的可能性甚至不确定性之中。这使她的诗歌与几十年之后兴起的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诗歌具有更多精神上的契合，但在十九世纪的英美诗坛上却是一个孤独的异类，难以被同代人接受和理解，这或许是她生前选择不发表的一个更深层的原因。

狄金森这一“诗的革命”恰发生于美国社会剧变的年代，废奴运动白热化，引发内战，女性主义运动兴起，基督教正统思想失去权威，人们的认知受到巨大挑战。1863年，南北战争进入胶着状态，男人忙于在前方打仗，女性在后方忙于缝制军衣，而狄金森忙于创作她的“上膛枪”，并缝制她的诗稿册，关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诗人，她内心的战斗从未停息。

王教授最后解释了狄金森的诗学革命的核心观念，正如诗人在一封信中所言，“我的事业是圆周”，在她看来，中心（真相）似乎是不确定的，甚至是无法认知的，只能从外围迂回地靠近；圆周可能代表可知与不可知的边界，诗歌的使命就是尝试突围，以扩展我们的认知的可能性。在讲座的结尾，王教授让我们关注狄金森如何从“语文学”中寻找神性，正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化为人子，语言化身为语文，成就了诗歌。

与谈环节中，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罗良功从“暴力”的角度回应了王柏华教授关于狄金森诗学革命的理解。罗教授认为，狄金森的暴力既是语言的暴力也是诗学的暴力；狄金森对19世纪诗歌语言规制的破坏及其在此基础上的话语策略创新和观念重建是狄金森诗歌革命的核心所在，也因此成为包括语言诗派在内的20世纪后半叶和21世纪美国诗歌进行创新实践的力量来源。基于狄金森诗歌的独特表达方式，罗教授提出，不但要关注狄金森表达的内容，而更要关注她表达的方式。最后。罗教授重申了“从文本出发”的文学研究方法论，并对王教授的讲座内容表达了高度的赞许。

在讨论环节，演讲人、与谈人和主持人针对听众的提问，进一步探讨了狄金森独特的语言暴力形态和其诗学革命的内核逻辑。狄金森诗学革命的关键在于她作为诗人的自觉；她不断质疑认知的限度，经常变换视角，这让她的诗歌带有一种uncanny的效果，有时候会把读者带入一种梦境，与此同时狄金森将解析的矛头或子弹对准自己的思维和意识， 其诗歌的原创性和在认知层面的价值，有待深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