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明末军队战力如此低下？

每个王朝的末年其实都会出现一种情况，那就是军队的战斗力低下，尤其是中央所占据的军队战斗力低下，导致没法遏制地方上的叛乱，于是到了最终，王朝瓦解。但是相对于其他朝代，明朝在这一点上展示的最为明显，在明朝末期的军队，无论是面对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军，还是来面对当时后金入关的女真人时，都表现出了非常低劣的作战方式。因此明朝的军队经常会被讥讽为战五渣，而且是一触即溃被很多人所鄙视的对象。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明朝末年的军队为什么会呈现出这种情况呢？明朝军队战斗力低下的一个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

首先第一点，明朝末年的军队之所以会显得战斗力低下，跟明朝军事制度所留下的隐患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要知道明朝军事制度的核心是所谓的卫所制和军户制，什么叫卫所制呢？就是在一些关键的地区设置一些卫或者所这样的军事单位，类似于今天的地方军事组织。而朝廷依靠这些军事组织，进行防御和全国内的军事活动。而军户制则是朱元璋所制定的军事兵员代代相传的制度，比如父亲做了军户，那么儿子也会继承父亲的职位，接着做军户。

当然这些军户并不仅仅是战斗，他们在平时也会起到屯田的作用，也就是一方面进行军事作战，而在没有军事作战时候再进行地方生产建设。其实这个想法最开始想的是非常好的，在朱元璋眼里，利用这些军户在地方上进行一些生产，而作战时又可以进行一些军事活动。他们的装备和补给都是自给自足的，既减少了朝廷的支出，同时又能维系他们的生活，何乐而不为呢？

但这种制度发展到后期就出现一种情况，也就是卫所的官员通过剥削军户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进行贪污腐败。而这些卫所长年日久不进行调查和管理，所以到了晚期，甚至出现了一些地方的卫所空有其名，连人都没有的情况。那么朱元璋的这种军事制度执行到明朝末期，就呈现了一个崩坏的局面，而朝廷主要的军事力量出现了崩坏，他们能够对外界进行多大的军事干预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明朝军队战斗力低下，其实跟他们后期的气候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要知道明朝后期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小冰川状态。而小冰川状态的代表就是地方上的农业生产非常不利，并且瘟疫频发。生产水平又不够，瘟疫又发作，再加上军户受到他们身份的限制，不能随意流动，就导致一些普通的军事单位人员大规模流失和非战斗减员。

而这种情况对于当地的官员来说并非是一个坏事，因为他们刚好利用这些减员，不进行申报也不进行补充，从而将减员的这部分财富纳为己用。但是这种情况出现多了，就会导致一旦爆发动乱，根本就产生了一种无兵可用，即使有兵也都是老弱残兵的情况。而这也是明朝末年军事状态崩溃的另一个原因。

谁说私立学校就比公办强？朱元璋的这所官办军校，能吊打明末民办王牌东林书院

在明朝一直有官办和民办两种教育，大名鼎鼎的东林书院就是民办教育，东林和复社科举补习班一度垄断了明末的科举市场。但从明朝两百多年的进士名单上看，明朝的民办教育机构还真算不上所向无敌，有一个官办教育机构培养的人才数量和质量都远超书院团体，这个机构就是朱元璋设立的卫学。

卫学就是卫所所设之学，是朱元璋朱爸爸给军户子弟开设的公立学校。明朝的军户数量十分庞大，朱爸爸学习元朝好榜样，把六分之一的民众都变成了军户，打造了一只空前庞大的战争机器。为了让军户努力作战，朱爸爸给了不少优惠政策（以至于明朝初年经常有民户冒充为军户，《大明律》还有专门的法令应对这一情况，“诈称各卫军人,不当军民差役者,杖一百,发边远充军），只要军户能提供足够的兵员，他并不限制其余军户子弟的发展，（“故军户下止一丁或为僧道者，其出家给度牒，如在未充军之前者转达兵部，核实开豁，如在已充军之后仍发充军。故军户下止一丁，充生员，起解兵部，奏送翰林院考试，如有成效，依例开豁 ,否则仍发充军”，这些优惠措施在两宋可是很多人烧钱都找不到门路），卫学制度就是其中之一。明代的卫学一共是110个左右，平均每四个卫共享一个卫学。卫学本来是朱爸爸培养军户子弟的地方，因此武学是它们的最初专业，后来才加上儒学等内容。卫学的教学质量很好，不光军户子弟愿意入学，周围的平民子弟也四处托关系加入其中。

明代卫学出得人才非常多，李东阳、万安、刘吉、岳正、刘珝、翟銮、梁储、毛纪、高拱、张居正、沈鲤、赵志皋、王家屏、叶向高、方从哲等著名大佬都是军户、卫学子弟出身。整个明朝一共诞生了22604名进士，朱爸爸钦定的“儒户”子弟却只有160人上榜，以军户为首的特殊人群（还有少量的匠户、盐户等）却有7915人上榜，占了进士名单总数的近四成。而明代军户比例只占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从景泰年以后军户子弟出身进士人数就占到总名额的三成，比例超过普通民户的一倍，而这些军户子弟大部分都是卫学打下的基础。

卫学不但在内陆培养了大量人才，还在边疆地区强行推行了明朝的三观，是明朝同化少数民族土司的重要帮手。明代贵州一共有23个卫学，占到了贵州学校总数的一半，卫学集中的贵阳、凯里、安顺、思南、盘县五地就是贵阳全省的人才中心，云南的曲靖也因为卫学的缘故成了西南人才中心。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各族学生对明朝大多很忠心，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推广者。

明末军户子弟出身的大佬多有很强的实干才能，像孙传廷等人还勤练武艺，实干能力比东林书院的人才强多了。但谁让某个民营书院广告做的好（今天也一样），明朝的卫学又不善于宣传，于是它们就成了历史上的小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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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边疆悲歌：辽东军队逃亡背后的深层原因

历史上有一句名言：“得民心者得天下”。然而，明朝后期，这一真理却遭到了惨痛的背叛。在辽东，明朝的统治者却未能赢得民心，反而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军队逃亡潮，尤其是涌向女真地区的逃亡者，令人震惊。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错综复杂，但无不指向一个根本问题：当权者的腐化和统治政策与民众的生存需求完全背道而驰。辽东，原为明朝抵御外敌、维护边疆稳定的重镇，却在明中期成为无数军民逃离的悲剧舞台。

辽东的历史背景充满了兵备和屯田的色彩。初设之时，明朝在此推行军政一体化，设置辽东都司，寄希望于屯田制度来兼顾军队与农业生产。初期的设想虽可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随之而来。燕京一朝，王朝腐败愈演愈烈，广大的军户在繁重的赋税和多重徭役下深陷苦海，成为了被压榨的畜生。

在这场被称为“苛政猛于虎”的悲剧中，军户不仅要承担超额的征税，更要在和平时期从事农耕，战时则奔赴前线。原本设立的50亩屯田，足以生存的理想却沦为奢望。要知道，明末之际，一家五口若要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年需粮食竟有12.6石之巨，而军户却只能忍受半数的赋税。面对这样的沉重负担，逃亡便成了生存的唯一选择。

此外，军官对士兵的剥削更是加剧了矛盾，那些被称为“奴仆”的军户，任由上层把他们作为征收税赋的工具。少数将领甚至大肆侵占军户耕种的土地，造成军户的生存空间被不断缩小。正如明英宗所言：“军兴以来，援卒之欺凌显而易见”，这不仅是一种描述，也是对当时残酷现实的揭露。

当屯田制渐显疲态，左右辽东的局势愈发生变，许多军户被迫选择逃亡，甚至不惜离开熟悉的故土，投奔敌人女真部落。这样的选择并不是简单的叛变，而是对明朝毫无生机政治现状的无声抗议。彼时的辽东，明白无疑地传递出一个信息：宁愿沦为“包衣”，也不愿再忍受明朝政权的压迫，显然早已失去对朝廷的忠诚。若说这种逃亡是出于对生存的本能，则更准确地指向明朝失去的民心。

从这一角度来看，辽东的逃亡潮不仅仅是一项数字的统计，它所蕴含的深意在于反映了明朝后期为何走向了灭亡的命运。596名军户的逃亡、120万的总逃兵数，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一个庞大社会结构崩溃的缩影。面对无情的剥削，辽东百姓和士兵以“脚投票”的方式，展示了他们巨大的不满，揭开了整个王朝的丑陋面目。

如是之故，明末的辽东不仅仅是一个边疆省份，它成为历史的实验室，反映出当权者遗失民心时，如何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如今回望，任何一个朝代的衰亡，最终离不开“民心”这条衡量尺度。明朝的结局不是偶然，而是历史长河中那些被遗忘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