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历史小说《王船山》出版座谈会在岳麓书院举行
今年是王船山诞辰405周年,为深入挖掘并弘扬王船山的思想价值和历史成就,进一步推动船山精神及船山文化的研究与普及,10月31日,“长篇历史小说《王船山》出版座谈会”在岳麓书院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革中央专职副主席谷振春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此次座谈会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和团结出版社有限公司共同主办。
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王船山》,聚焦王船山的生平,塑造了以王船山为代表的衡州学子群像,并将南明这段复杂的历史异常巧妙地揉入其中,充分展示了王船山历九死而未悔的艰难人生。该书获唐浩明、陈思和、王跃文和朱秀海四位文学名家联袂推荐,一经出版,便受到许多业内媒体关注和众多读者好评,入选《中华读书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探照灯等多个好书榜单。并先后在衡阳市图书馆、王船山故居、湖南省委大院开展新书首发式、捐赠式及专题讲座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谷振春代表民革中央向长篇历史小说《王船山》的出版表示祝贺,并阐述了《王船山》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
谷振春表示,《王船山》的出版是民革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又一项重要成果,是民革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致力于文化自信自强的生动实践。王船山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如何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保持文化自信的范例,在新时代,王船山的思想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我们要弘扬船山精神,深入挖掘和批判性地继承传统文化。民革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自身的重要使命,我们要发挥民革特色和优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舞台。
本书作者、中南大学教授聂茂分享了历时12年创作《王船山》的心路历程,并对在《王船山》的创作、出版以及后续推广过程中提供帮助与支持的领导、学者和出版人表示感谢。聂茂表示,湖南有两座不朽的山,一座是自然之山,那就是衡山;一座是精神之山,那就是船山。并坦言在写作过程中,是船山先生的家国情怀、不屈的精神和高贵的人格感染并激励着他,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与会领导与专家围绕《王船山》的出版价值、船山精神与船山思想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发展等方面展开了充分研讨,对《王船山》的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一致认为《王船山》打破了世人对于王船山作为学者的刻板印象,突显了王船山“天下事,少年心”的一生写照,并将处于国家倾覆、天下沦丧的仁人志士的深刻反思蕴含其中。长篇历史小说《王船山》的出版以及本次座谈会的召开,将更进一步推动船山精神的发扬光大,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来袭!毛主席高度重视!
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标准,姚雪垠同志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几乎从未在报刊上做过什么宣传,但是却在1963年问世以来,迅速地在全国广泛流传,受到普遍的赞赏。
自1981年开始的茅盾文学奖,迄今已评出几十部获奖作品。其中有幸为茅盾先生亲自读过并以万余字逐单元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者,也只有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为什么《李自成》这一历史小说能有这么广泛的影响和如此高的评价?我以为,以下四大特点至关重要。
第一、姚雪垠提出“历史小说是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有机结合”之命题,坚持历史小说应该是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的有机结合,而历史小说家在处理两者的关系时必须做到深入历史,跳出历史。不深入历史就不能得到历史科学,不跳出历史就完不成艺术使命。
在《李自成》的创作中,作者便做到了“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完美地结合。这也是《李自成》小说之所以具有深刻主题和震撼人心思想力量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第二、姚雪垠主张历史小说要通过艺术形象、历史发展进程及其各种经验教训和成败规律来启发、教育、感染读者,要教给读者许多从历史著作中学不到的知识,要给读者提供丰富的艺术享受。
姚雪垠反对随意歪曲历史为政治服务,反对“借古喻今”,在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如何为现代生活服务这一理论问题上,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使得《李自成》能够在大的历史架构和艺术形象上,最大程度地忠于史实,成为明末社会和明末农民战争的真实画卷。
第三、《李自成》以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分析历史,获得了对李自成和崇祯的深刻认识,从而塑造出了两个具有首创意义的悲剧人物形象。
李自成确实很杰出,很了不起,拼命地斗争,影响很深远,然而在某些关键问题上违反了客观规律,终于失败,这便是悲剧。
崇祯也一样,他自谓“非亡国之君”,也常常宵衣旰食,事必躬亲,可是他越想励精图治,越显得枉抛心力,一事无成,只见全国局势一天天乱下去,最后不得已哭别皇城,自缢煤山。
第四、毛主席讲要使我们的文化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这一点上,《李自成》表现同样十分出色。
尽管《李自成》写的是300年前的事情,但是读起来却让我们感到亲切,它的表现方式和语言艺术都使我们感到那么习惯、那么熟悉、那么和谐。
这种民族风格,渗透在整个小说的字里行间,它没有“五四”以后许多作品里那种仿佛从外国移植过来的欧化气味,又没有传统旧作品中的陈腐老套,而是充满着新时代群众喜欢的那种新鲜活泼、明快生动,从内容到形式都和中国的传统和群众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同样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毛主席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这就为革命作家提出了一项任务,应该努力的去写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题材,真实的再现历史发展中人民群众的作用,把历代剥削阶级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形象生动地对读者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
在毛主席的看来,李自成是一个英雄人物,更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照着新中国的geming走向成功。从上个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毛主席持续关注、指导和支持有关李自成的历史小说的写作和出版。
姚雪垠所著的《李自成》,便是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的一个杰出作品。它既有严格的历史依据、出色的情节虚构,又有深刻的思想见解,真实地、深刻地反映了明朝末年由李自成领导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战争。
建国以来,在小说创作方面已经有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各自有独到的成就,譬如《创业史》反映了农业合作化的深沉有力,《红旗谱》表现民主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浑厚扎实,《红岩》写地下斗争、狱中斗争的可歌可泣,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各具特色的,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境地。
但是,在长篇小说中,像《李自成》规模这样宏大、受毛主这样重视、反映生活内容这样波澜壮阔,既能高屋建瓴而又血肉丰满地表现农民起义军队的兴起和败亡的历史小说,新中国没有第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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