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小说：通俗文学？严肃文学？

在我看来，一个学科首先应该有扎实的资料考索和个案研究的经验，然后才能有统摄全体而写史的条件。香港文学的研究却几乎是从写作文学史开始的，从80年代这一学科的建立开始，陆陆续续已有多本《香港文学史》著作面世。如此仓促写史的结果是，这些著作不仅在框架上大体雷同，而且在基本的史料上都有欠缺。令人欣喜的是，刚刚出版的袁良骏先生的《香港小说史》在气象上已大为不同。 袁良骏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获得的成果是可观的，《香港小说史》中的“‘五四’影响下的《英华青年》和香港新小说的萌芽”、“第一批‘港岛传奇’小说家——杰克、望云、平可等”、“三苏的早期小说”、“港岛传奇的泛滥”等章节所论述到的大量的作家作品，基本上都没有见诸于从前的文学史。有《香港文学史》的作者坦承，这些作家作品的名字有的他根本就没听说过。资料的挖掘显然是袁良骏这部《香港小说史》的过人之处，它不仅仅关乎资料本身，它同时带来了文学史格局上的变化，对整个评价体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人们通常认为：在三四十年代之交的香港，新文学已经扎根，内地作家也因抗战爆发而南下香港，所以香港文坛已经为新文学所占据。袁良骏的研究却表明其实不然：除了青年学生之外，三四十年代殖民地商业社会香港的读者群依然还是鸳鸯蝴蝶派的口味，这使得新文学没能成为文坛主流，市场流行的依然是通俗小说，通俗作家不但没有消失，市场需求反倒“胁迫”杰克、平可、望云等香港第一批新文艺作家为了生存而倒退去写旧章回小说。香港文学的格局历来是通俗文学占据主流而严肃文学处于边缘，即使在三四十年代这一特殊时期也仍然没有发生变化。 建立在“史实”基础上的是卓而不群的“史识”。香港文学历来存在着“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争，两派互相排斥。内地文学研究从前轻视通俗文学，根本不将其纳入文学史之中。现在学界则又有“金庸热”，古典文学界的冯其庸先生和现代文学界的严家炎先生对金庸评价甚高，香港文学史也相应给金庸以较高地位。而袁良骏先生的观点没有倒向哪一派，他认为：“50年代中期，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新武侠小说的兴起，开了香港小说的新生面。尽管香港的一些‘纯文艺’作家对他们依然评价很低，但在武侠小说的领域内，他们确实发动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我注意到，他将“革命”二字严格限定于“武侠小说”的范围之内。他还认为“新武侠小说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消闲文学，不宜过分提倡。假如香港文学都变成了新武侠，香港小说家都变成了金庸、梁羽生，那将是不可思议的。”在关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问题上，袁良骏也有自己不俗的见解。他对刘以鬯先生《酒徒》的现代主义实践予以很高评价，但对于刘以鬯关于“现实主义死亡论”却毫不客气地加以反驳。他认为现实主义固有局限，现代主义何独不然，这两种创作方法并无高下之分，正确的途径是不拘于一隅，拓宽自己。现代主义如果一味玩弄玄虚，只会走向末路，他指出香港目前的现代主义正处于这样一种“误区和困境”之中。 我认为，袁良骏先生对于香港文学的殖民性问题，似乎未曾充分注意。《香港小说史》认为，与日本之于台湾不同，英国对香港采取了远为缓和的殖民政策，对中国文化基本上自由放任，袁良骏还引用1927年港督金文泰的演讲，表明港英当局对于中国文化的倡导。其实从历史上看，英国殖民当局从来没有放松过殖民教化，他们一直致力于淡化港人的民族记忆、培养西方文化认同和归顺英国“祖家”的意识。手段虽然缓和，但其后果却是惊人的，它对于香港文化的形态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港督金文泰的演讲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彼时港英当局是在利用中国“国故”抵御20年代省港大罢工后风起云涌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思潮，从而维护英国人的殖民统治。正如鲁迅所说：“哪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殖民性构成了理解香港文学的一个出发点，这里不谈20世纪前期，只略加分析不为人所注意的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思潮中的殖民性问题。昆南的小说《地的门》是五六十年代香港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受到了高度评价，但《香港小说史》却批评了这部作品的“花架子”，这显示出袁良骏先生独到的艺术把握力，这一“花架子”的文化含义是什么呢？从后殖民理论看来，它显示了一种殖民性——虽然《地的门》曾以其反殖民性和艺术独创性受到叶维廉的称赞。后殖民理论较之于从前的反殖民主义理论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意识到了西方殖民霸权的新形式，即西方意识形态以一种客观普遍的知识话语的面目出现，以知识／权力的形式继续维持它对于殖民地及第三世界的控制。后殖民理论致力于颠覆最具影响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模式，它指出这一模式不过是出自于欧洲立场的历史建构，不能作为衡量非西方国家的标准。现代主义是文学上的一种典型的西方叙事。它本是欧洲历史上继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后的一种文学叙事形式，但这种历史叙事却被普遍化了，成为了一种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的现代“高级”文学形式，引得第三世界国家的文人置自己的历史于不顾，而竞相追随，一味效仿，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典型的欧洲中心。在昆南《地之门》中，中国的远古神话却必须纳入西方的叙事结构中才能产生意义，而他的所谓“艺术创新”不过是对于西方现代形式的一味效仿，而这里西方价值中心的取向是非常明显的。从殖民性出发，我们可以发现解释香港文学的诸多问题，研究香港文学似不应忽略这一基本立场。

对话张悦然：写作没那么容易，文学需要严肃对待

中新网北京11月4日电(记者 上官云)许多人知道张悦然，是通过当年的“新概念作文大赛”：2001年，还不到二十岁的她凭借一篇洋洋洒洒的《陶之陨》，获得一等奖。

伴随着“一夜成名”而来的，是各种不同的身份标签。被视为“80后作家”的代表之一，写作、主编文学杂志，在大学教创意写作。小说《大乔小乔》被改编为电影《乔妍的心事》，她又体验了一次做编剧的感觉。

或许可以说，这些年，无论是写作、教书、办杂志，还是组织一些活动，都是张悦然介入文学的方式。她知道文学似乎正在变得小众，但依然希望做出努力，为它注入一点活力。

张悦然与文学的机缘，可以从二十多年前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说起。

也许现在有人会对它感到些许陌生，但在那个时候，“新概念作文大赛”的风头一度堪比现在最红火的综艺节目，发掘出韩寒等一大批有才华的年轻人。

出版社的嗅觉很敏锐，争相邀请获奖者出书。作为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张悦然接连出版了《葵花走失在1890》等数本作品，被推到台前，接受读者好奇的打量。

她的知名度在逐渐上涨，出版商希望这些拥有大量读者的年轻作家不断推出新的作品，然而几年之后，张悦然却选择慢下来，有几年停止了出版新作品，甚至没有写作。

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离开了文学的赛道。张悦然开始主编一本文学杂志，并且在大学里教课，讲的内容依然与写作有关，“那几年，我对自己的写作产生了怀疑。”

这种怀疑直到2016年《茧》的出版才慢慢散去。她在书中搭起宏大的故事架构，笔触冷静犀利，通过一桩骇人罪案，写出了两代人的纠葛和命运浮沉。

当时，《收获》主编程永新相信，《茧》会改变人们对八零后作家的整体印象和评价。

对张悦然来说，《茧》的一个意义就在于“自信”的建立，让自己可以坦然接受作家这个头衔。在将近二十年的历练中，她越来越体会到写作的困难，在怀疑中逐步确认自我。

。如果一个作家总是特别自信，然后从来不怀疑自己，那可能我也会比较怀疑他写的东西。”

在逐步确立写作信心的同时，张悦然其实还在忙着另外一件事，主编杂志《鲤》。这本文学刊物不定期出版，她希望，《鲤》能成为年轻一代的文学读者和作者交流的平台。

2018年，张悦然又发起了“匿名作家”计划，在这场文学比赛中，郑执凭《仙症》获首奖，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今年，由《仙症》改编的电影《刺猬》搬上了大屏幕。

另外一场由《鲤》杂志举办的文学比赛“伏笔计划”亦在今年启动，参选作品都是未完成的书稿。她认为，在写作的过程中给予肯定，或许会挽救一些半途而废，被锁进抽屉深处的优秀书稿。

不可否认的是，文学杂志已经是越来越小众的事物。张悦然说，“对很多人来说，文学杂志不是什么必要的东西。但如果还有空间让它存在，我就会继续为之努力。”

，而且会继续写下去。张悦然很珍惜写作带来的体验：通过文字进行表达，然后在另外一个人的心里产生深刻的波动，这是任何媒介都无法提供的。

“文学依然珍贵。继续演练吧，将自己想要的东西，更好地带到笔下。”

前段时间，张悦然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则消息：她的新小说《天鹅旅馆》出版了。

几年前，她写过一部中篇小说《天鹅旅馆》，只不过，在小说发表之后，她一直觉得有点不满意，总觉得有些想表达的东西，没能在小说里体现出来。

直到几年之后，一位朋友无意间和她谈起这个小说，她忽然有了一些新灵感，便决定修改那部中篇小说，在新的版本里通过引入新的人物，加入了更多有关女性之间的友谊的探讨。

新小说沿着一条线索展开：保姆于玲绑架了雇主的儿子，遭遇一系列变故后，她和女主人秦文的命运纠缠在一起。两人的身份截然不同，相互间却有一种特殊的信任。

通过她们的友谊、彼此谅解与救赎，张悦然尝试书写当下不同身份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与突围，“小说里前面一部分情节跟先前版本的《天鹅旅馆》相似，但每句话，都是我重新写的。”

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她曾不相信有救赎，因而早年间写的一些东西里，总是包裹着一种否定的姿态。随着年龄增长，这种尖锐的笔触逐渐变得柔和。

在《天鹅旅馆》中，张悦然讲述的故事走向，从恶到善，也留下了希望。

“小说里，悲观的东西或许不缺乏力量，但却缺少生命力。”她如此解释自己在写作上的这种变化，“当作者让小说朝着善的方向走，似乎也在介入其中，做某种善良积极的努力。”

回头看看这些年的文学经历，张悦然认为，写作无论何时，都是困难的，“有些时候，我虽然并不在写，但我仍在写作里，对我来说，写作一直最重要的事情。”(完)

将类型元素融入严肃文学张悦然新作《天鹅旅馆》研讨会举办

中新网北京12月8日电 (记者 高凯)作家张悦然长篇小说新作《天鹅旅馆》研讨会日前在北京市文联艺术工坊举办。此次研讨会是“文学京彩季——北京作家2024精品研推工程”本年度的最后一期，由北京市文联、北京师范大学主办。

《天鹅旅馆》是张悦然的全新长篇小说，作者将现实的残忍与童话般的纯真放置于同一空间中，以优雅又凌厉的笔触，书写于玲与女主人秦文之间爱恨交织的友谊、彼此救赎与艰难成长，撕开种种幻觉制造的假象，深切呈现当代不同身份的女性所面临的诱惑、困境与突围。据悉，《天鹅旅馆》法文版入围埃米尔·吉美亚洲文学奖。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对这部作品的叙事笔法、主题内涵、人物形象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晓琴认为，这是一桩找不到罪犯的绑架案，被绑架的人是社会生活中的女性，以及迫不得已被无形的镣铐绑架起来的人，最想革命的人正是陷入无敌之阵的女性。

《十月》杂志执行主编季亚娅认为，《天鹅旅馆》是一部艺术上非常成功的作品，所有细节的打开都伴随着惊喜、未知和意外的转向，故事和人物关系不是通过作者直白的讲述，而是通过读者一点点阅读体悟出来的。女性力量和阶层固化是这部作品的两个主题，构成小说文本很有张力的呈现。作者建构起一种密闭的舞台剧式的环境，通过戏剧化的叙事结构，为种种时代情绪提供了饱满的形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刘大先认为，张悦然这部作品在观念上超越了某种单一的性别主义或女性情谊，也超越了简单的权力差异和阶层差别，这是这部小说非常重要的收获。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员丛治辰指出，这部小说的叙事方式采取了一种极其微妙、不动声色的笔法，去除了当代小说经常出现的过分外在或过分内在的书写方式问题。小说中的每个人物，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在过借来的生活，想象的生活的破碎和重建生活的必要性发生在每个人物的身上。小说超越了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分析，对于贫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非常复杂微妙、直入人心的探究。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姜肖认为，小说讲述了三个女人组成的女性乌托邦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在女性文学史上并不陌生，但张悦然对女性友谊的感觉捕捉和描写地更为细腻。谈到这部作品的意象，她认为，鹅笼困境与天鹅旅馆的困境是互相隐喻的关系，小说中鹅的意象不是高度抽象的，而是自然地融入叙事之中，这种写作手法很有气象。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理论研究处副处长李壮认为，某种意义上《天鹅旅馆》的故事就发生在一片废土之上，当代人的颓败感弥漫小说全篇，围绕阶层、性别等社会议题可以被阐发的巨大的、锋利的冲突恰恰被作者柔化。他指出，这部作品是真正意义上以他人为叙事重心的作品，人物与自己的生活之间、对自我和对他人的想象都不断被拆解、又搭建，拆解与搭建之间永无终结，这是小说别有韵味的结构性设置。

张悦然当日表示，这部长篇小说脱胎于自己2017年的同名中篇小说，此次重写实际上是将类型元素融入严肃文学的一次有意识的创作探索。她认为，在严肃文学中融入类型元素，是增进文学与读者距离的很重要的尝试。

“文学京彩季——北京作家精品研推工程”是北京市文联联合北京师范大学共同策划组织的文学品牌活动，自2022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18期作品研讨会，深度研究和重点推介北京文学精品，引导北京作家提高创作质量、更好地表现时代精神，打造发现精品、研究精品、推介精品的重要平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