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悠《雍正》：历史小说创作的当代风格

最近，“历史和文学的碰撞、激荡与交融——《雍正：天地古今惟一啸》研讨会”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举办。《雍正》是作家、学者郑小悠的长篇历史小说。她选取了从九龙夺嫡的权力变革到雍正开创事业巅峰的历史关节，以政治举措、君臣关系两条主线重现历史场景，讲述了雍正、年羹尧等近120位历史人物在“牵一发动全身”的政治环境中的命运浮沉。《雍正：天地古今惟一啸》研讨会现场一个刑典的小吏，可以撬动一个朝代的更迭《文艺报》前总编辑梁鸿鹰从我国的历史小说创作传统谈起，谈道：“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厚重的历史土壤诞生了我国精彩各异的历史小说。从储位之争到君臣之变，《雍正：天地古今惟一啸》对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进行了重新构造，从九王夺嫡写起，这一时间节点的选择恰如其分，权力交接中折射了社会各层级的人心世态，营造了作品开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在叙述手法上，作者写得含蓄克制，表面上风轻云淡、针脚绵密，实际上刀光剑影、暗潮涌动。全书围绕着雍正和年羹尧的关系，以及雍正上位后的政治举措，两条线索齐头并进，情节密而不乱，生动地还原了当时的历史场景。”梁鸿鹰也谈道，郑小悠以靠近实际、尊重历史的底色打造文学真实，继承了中国从历史小说中知兴亡、鉴得失的优秀传统，“以实证史学为职业底线”。中国历史研究院副研究员李鸣飞说：“作品的核心在于硬核的社科内容。”与阿西莫夫的“硬科幻小说”类似，郑小悠的小说可以看作是“硬核社科幻想类小说”，它从历史中采撷坚实的材料，然后将它们编织、合理化，普及一般人所不知道的历史知识。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表示，一个刑典的小吏可以撬动一个朝代的更迭。不同朝代的制度不同，会影响到具体事件的策划和安排。《雍正：天地古今惟一啸》有着大量对于典章制度、文化器物的详尽书写。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表示，《雍正：天地古今惟一啸》是继二月河《雍正皇帝》之后又一部描写雍正的长篇历史小说，郑小悠聚焦于君臣之间的心理猜忌与较量以及年羹尧的浮沉命运，写活了雍正这一人物形象。历史小说通过文学普及历史，为读者打开了一扇历史的大门。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彭学明指出：历史人物的命运和结局，无论是喜是悲、好坏成败，对当下的做人、做事、做官都有借鉴启迪意义。作家、学者郑小悠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关于学术和通俗的平衡，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柳建伟认为：历史小说中蕴含着重大的学术命题，它与现实题材的小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不能违背史料、要写完整的事件。但是，正史和野史的区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大胆的虚构往往使人信服，这是小说对历史的填补。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周思成也认为：历史学家要写文学创作、写一部小说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只有敢于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跳出局限，转换创作主体，能创作、敢创作，才能写出人们喜闻乐见的历史小说。在人物方面，丛治辰也指出，关于一个人的不同史料往往能呈现出人的复杂性。而人深度的内在复杂性恰恰是历史小说的价值所在。在彭学明看来，郑小悠笔下的雍正，与二月河相比，人物形象更加丰富：既有大政、德政、勤政的方面，也有“帝王心术”的铁腕、铁血和铁石心肠，还有在百姓面前的柔情和真性情。“通过用文学和文字正面迎接历史、拥抱历史、书写历史，通过文学的想象和创造以及文学的表达，使历史显得如此的生动有趣并且有味。”《雍正：天地古今惟一啸》书影《雍正：天地古今惟一啸》内页在语言方面，白烨指出：“文白相兼”的叙述特色，恰好符合了历史背景应有的语言特点，展现了历史与文学的统一性。《文艺报》副总编辑刘颋也认为：“郑小悠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白话文。”岳雯也指出，郑小悠的语言信息密度大，工笔细腻，运用了大量的成语、典故。这使历史小说的阅读节奏与一般读物不同，使人欲罢不能，是独属于历史小说的阅读趣味。刘颋梳理了雍正形象在文学文化史上演变的历程：从妖魔化，到世俗化，再到一个人真正的复杂性、多样性。千百年来封建社会一路走来，人与人的悲喜并不相通，代际的压力和竞争，这是不健康的传统心态。刘颋也表示：恰恰是走到了今天的高度，才更应该将被崇拜的权力拉下神坛。我们要以客观的历史高度和立场来看待帝王心术、君臣间的心理博弈，“是其所是、非其所非”。

浅谈历史小说创作的几个问题--理论评论--中国作家网

关键词：历史小说历史小说是以真实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骨架、描写人物命运、反映一个时代世道人心的文学作品。优秀的历史小说，应该是历史真实性和文学艺术性很好结合、传导正确价值观、知识密度大并让人能从中找到精神力量的作品。在过去的一段时期里，曾经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历史小说，但近年来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创作相对沉寂，架空、穿越类和天马行空式编造的作品大行其道。有学者说：“我们用了前半生的时间通过文学故事去积累历史知识，再用后半生的力量去一个个甄别推翻。”这提醒我们，历史小说特别是据其改编的影视剧，对大众历史知识和价值观方面的影响不可小视。我国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为历史小说创作提供了不竭源泉，我们有理由也有责任不断推出历史小说精品。最近几年，我创作并出版了《大明首相》《大宋女君刘娥》《范仲淹》3部历史小说。根据创作实践，谈点自己的粗浅认识。感悟历史温度，摒弃非黑即白历史观。历史学家关注的是历史发展中结构性的、非个人性的因素；历史小说家则相反，关注的是历史场景中的人。人，都有七情六欲，有七情六欲就会有纠结和挣扎，从而使冰冷的历史变得有温度。作家应以自己的审美体验去感悟历史的温度。比如，我们都知道范仲淹写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但在小说创作中不能因此将之符号化，而是应该找到更多生活化的细节，使之成为一个鲜活的形象。再比如《大明首相》中张居正与高拱的关系，其中既有严酷的政治斗争因素，也有复杂的人情冷暖。其中的任何一个行动，背后都体现出深刻的人性。在传统观念中，受儒家君子小人之辨的影响，往往把历史人物简单分成好人和坏人。一旦定位为好人，他的一切就都是好的，即使有不好的一面，也要为贤者讳；一旦被定位为坏人，他就一无是处了。以这种非黑即白的历史观书写的历史是可疑的，人物是脸谱化的。人性复杂，红尘滚滚，每个历史人物都受到时代的规约，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可以概括。我们不应出于某种目的刻意拔高某个人物，即便他被后世捧为圣贤；也不能以陈腐观念去刻意嘲弄某个人物，即便他被史书称为奸佞。对待历史人物如此，对待历史事件同样如此。比如，庆历新政是范仲淹一生中值得大书特书的篇章，但长期以来，基本上是按照儒家君子小人之辨，把反对庆历新政的人都说成是“小人”。事实未必如此。御史包拯强烈反对新政中的按察之法，但又大力支持最受争议的“抑侥幸”改革；谏官余靖反对范仲淹设计的恩荫新制，但新政夭折后，他不间断地呼吁改革恩荫制度，后来朝廷推出的新法令，要比被废止的庆历新政时的恩荫新制改革力度还要大。再比如，创作《大宋女君刘娥》过程中，我关注的是刘娥冲破阶层与性别的桎梏时呈现出来的欲望和挣扎。当我们以男女平等、人不能仅仅因出身卑微而受到轻视和惩罚这样的时代精神重新审视历史，与当时以寇准为代表的士大夫的看法显然有很大不同。一旦摒弃了非黑即白的历史观，从人性视角和时代精神重新审视历史人物，历史小说实际上就具有了重塑历史的功能。毋宁说，这是历史小说作家的使命。打通历史，直抵人物内心世界。历史小说要拂去时间的尘埃，敲开古人的窗口，与他们进行心灵对话，领略他们的百感交集。历史学家章开沅说过，没有达到一定的境界、一定的水平,也就不能或不配与古人对话。这也应该是对历史小说创作者的要求。历史小说作家应当具备打通历史的能力，对当时的思想资源、典章制度、社会风貌、政治生态乃至世道人心都有深入研究，这样才能对小说主人公有精准把握。研究艺术史的学者认为，宋人用墨画画、烧单色釉瓷器，要求绝对单纯，就是圆、方、素色、质感的单纯。这不仅是审美趣味，也是人生观的体现。这种人生观在范仲淹身上表现得非常鲜明。当反对庆历新政的人以结朋来攻讦范仲淹时，宋仁宗为了给他一个澄清的机会，问他君子会结吗？范仲淹明知皇帝对朋很戒备，仍直言不讳地说君子有，且对国家有益无害。因为他不想说违心话，更不忍用违心话欺骗信任他的皇帝。范仲淹41岁才得以进入朝廷，不到8年时间3次被贬，依然初心不改，直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以上种种，与当时的思想资源和制度安排直接相关。就思想资源来说，儒释道三教是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宋朝时三教关系调适得比较融洽，儒家积极入世思想使读书人参政热情高涨，有着强烈的责任感；道家任自然、轻去就和禅宗的超越思想，又使他们超然对待荣辱得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不做作，不虚饰。就制度安排来看，宋朝实行官阶与差遣分离制，今天看来很丢面子的贬官，当时却很平常。所谓贬官，多数情况只是差遣的变化。差遣本就没有固定任期，随时都会发生变化，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不了解当时的思想资源和制度安排，就不可能进入范仲淹的精神世界，当然也不可能写出真实立体、有血有肉的范仲淹。以真实性为第一，只能合理推理不能凭空编造。历史小说首先要具有历史性，历史性的核心是真实性。可以说，真实性是历史小说的特质。历史小说既然以真实的往往又是知名的历史人物为主人公，就应该对真实性负责，尽可能去重现历史风云中的真实人生状态。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说：“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但我认为，大事不虚是必须做到的；“小事”或者说细节也要有所“拘”。比如，不能在写明朝的历史小说中出现“奏折”，因为奏折是清朝才出现的词汇。细节的真实性，是历史真实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也使小说具有可观的知识密度。历史小说的真实性，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能背离当时的历史语境和历史精神。如果背离了历史精神，细节描述再真实，也只能是天马行空的编造。当然，历史小说毕竟是小说，允许而且必须虚构。因为历史本身就有太多谜团，太多留白处。但历史小说的虚构是有前提的，即不能凭空编造，而应根据历史文献提供的线索，结合思想资源、典章制度、人物性格与命运等做出推理。从这个角度说，我认同历史小说作家陈舜臣“历史小说是广义的推理小说”的观点。历史小说要写有血有肉的人，需要大量细节，而这恰恰是史料中最欠缺的。比如，《范仲淹》中的“小鬟”，她是范仲淹四子的生母。墓志铭记载她是钱塘人。那么，她是如何进入范家的？我查到一则史料，说钱塘一带当时流行一种风尚，虽蓬门贫女，也有一两件锦衣罗裙、几样头饰，目的是进入富贵人家做女使或侍妾。小鬟是范仲淹谪守睦州时，以女使身份进入范家的，后来引起一些风波，甚至导致范仲淹与梅尧臣交恶。我是根据当时的婚姻制度和已发生事件的时间点做出推理，来塑造这个人物的。以推理尽可能还原史料中缺失的历史，是历史小说的优势，也是历史小说的广阔空间。但是，没有必要凭空编造，误导读者。当然，对历史素材如何取舍，从而巧妙安排情节，写出历史人物的命运感，并以既具有历史韵味又符合当今读者阅读习惯的语言表述出来，也是对历史小说作家功力的考验。这和前述几点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作者系历史小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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