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 2025-06-26 08:35:01
最近，“历史和文学的碰撞、激荡与交融——《雍正：天地古今惟一啸》研讨会”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举办。《雍正》是作家、学者郑小悠的长篇历史小说。她选取了从九龙夺嫡的权力变革到雍正开创事业巅峰的历史关节，以政治举措、君臣关系两条主线重现历史场景，讲述了雍正、年羹尧等近120位历史人物在“牵一发动全身”的政治环境中的命运浮沉。《雍正：天地古今惟一啸》研讨会现场一个刑典的小吏，可以撬动一个朝代的更迭《文艺报》前总编辑梁鸿鹰从我国的历史小说创作传统谈起，谈道：“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厚重的历史土壤诞生了我国精彩各异的历史小说。从储位之争到君臣之变，《雍正：天地古今惟一啸》对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进行了重新构造，从九王夺嫡写起，这一时间节点的选择恰如其分，权力交接中折射了社会各层级的人心世态，营造了作品开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在叙述手法上，作者写得含蓄克制，表面上风轻云淡、针脚绵密，实际上刀光剑影、暗潮涌动。全书围绕着雍正和年羹尧的关系，以及雍正上位后的政治举措，两条线索齐头并进，情节密而不乱，生动地还原了当时的历史场景。”梁鸿鹰也谈道，郑小悠以靠近实际、尊重历史的底色打造文学真实，继承了中国从历史小说中知兴亡、鉴得失的优秀传统，“以实证史学为职业底线”。中国历史研究院副研究员李鸣飞说：“作品的核心在于硬核的社科内容。”与阿西莫夫的“硬科幻小说”类似，郑小悠的小说可以看作是“硬核社科幻想类小说”，它从历史中采撷坚实的材料，然后将它们编织、合理化，普及一般人所不知道的历史知识。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表示，一个刑典的小吏可以撬动一个朝代的更迭。不同朝代的制度不同，会影响到具体事件的策划和安排。《雍正：天地古今惟一啸》有着大量对于典章制度、文化器物的详尽书写。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表示，《雍正：天地古今惟一啸》是继二月河《雍正皇帝》之后又一部描写雍正的长篇历史小说，郑小悠聚焦于君臣之间的心理猜忌与较量以及年羹尧的浮沉命运，写活了雍正这一人物形象。历史小说通过文学普及历史，为读者打开了一扇历史的大门。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彭学明指出：历史人物的命运和结局，无论是喜是悲、好坏成败，对当下的做人、做事、做官都有借鉴启迪意义。作家、学者郑小悠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关于学术和通俗的平衡，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柳建伟认为：历史小说中蕴含着重大的学术命题，它与现实题材的小说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不能违背史料、要写完整的事件。但是，正史和野史的区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大胆的虚构往往使人信服，这是小说对历史的填补。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周思成也认为：历史学家要写文学创作、写一部小说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只有敢于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跳出局限，转换创作主体，能创作、敢创作，才能写出人们喜闻乐见的历史小说。在人物方面，丛治辰也指出，关于一个人的不同史料往往能呈现出人的复杂性。而人深度的内在复杂性恰恰是历史小说的价值所在。在彭学明看来，郑小悠笔下的雍正，与二月河相比，人物形象更加丰富：既有大政、德政、勤政的方面，也有“帝王心术”的铁腕、铁血和铁石心肠，还有在百姓面前的柔情和真性情。“通过用文学和文字正面迎接历史、拥抱历史、书写历史，通过文学的想象和创造以及文学的表达，使历史显得如此的生动有趣并且有味。”《雍正：天地古今惟一啸》书影《雍正：天地古今惟一啸》内页在语言方面，白烨指出：“文白相兼”的叙述特色，恰好符合了历史背景应有的语言特点，展现了历史与文学的统一性。《文艺报》副总编辑刘颋也认为：“郑小悠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白话文。”岳雯也指出，郑小悠的语言信息密度大，工笔细腻，运用了大量的成语、典故。这使历史小说的阅读节奏与一般读物不同，使人欲罢不能，是独属于历史小说的阅读趣味。刘颋梳理了雍正形象在文学文化史上演变的历程：从妖魔化，到世俗化，再到一个人真正的复杂性、多样性。千百年来封建社会一路走来，人与人的悲喜并不相通，代际的压力和竞争，这是不健康的传统心态。刘颋也表示：恰恰是走到了今天的高度，才更应该将被崇拜的权力拉下神坛。我们要以客观的历史高度和立场来看待帝王心术、君臣间的心理博弈，“是其所是、非其所非”。
...谈近代日本历史小说创作的三种方法——以森鸥外、芥川龙之介、井上靖的历史小说为例李先瑞开通知网号历史小说是文学创作的一种重要体裁。近代日本文坛的许多作家都写过历史小说,代表作家有森鸥外、芥川龙之介、井上靖等。这3位作家的历史小说的创作方法大相径庭,森鸥外尊重史实,芥川龙之介脱离史实,井上靖则在尊重史实的同时对主题进行自由发挥。他们的历史小... （共4页)关键词互联网-->历史小说释互联网-->创作方法释互联网-->森鸥外释互联网-->芥川龙之介释互联网-->井上靖释PDF全文下载-->-->安装手机知网App手机同步看个人查重 >>-->收藏 | 分享–>-->–>-->–>-->–>-->–>-->–>-->-->-->开通季卡/年卡，优惠更多立即开通-->开通会员更优惠，尊享更多超值权益立即开通 >
历史小说创作 ［摘要］ 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历史题材小说创作呈现出繁荣的景象。鲁迅和施蛰存的历史小说创作 分别代表两类不同的艺术价值取向；鲁迅的历史小说，表现出深广的现实社会内容，施蛰存的历史小说 ，侧重表现个体人物自然性心理冲突；两位作家创作意旨、手段、切入点、文化个性之差异体现出不同 的艺术价值。 ぃ酃丶词］鲁迅；施蛰存；历史小说；现实社会；性心理分析 Abstract:ThehistoricalnovelsprevailedintheModernChineseLiteraturehistoryduringthe1920’sand1930’s. NovelsbyLUXunandSHIZhe- cunwererepresentativesoftwodifferentartisticorientations:theformerrevealedthenexistingsocialproblems whilethelatterfocusedmainlyonindividual’sconflictinnaturalsexpsychology;Twowriters’differentartisticori entationswereembodiedinthedifferencebetweentheirwritingintentions,means,perspectives,andculturali ndividuality. Keywords:LUXun;SHIZhe-cun;historicalnovel;realisticsociety;sexpsychoanalysis 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一度呈现繁荣的景象。鲁迅和施蛰存同为新文学中 的文化巨子，他们置身于同一社会时空背景之下，共同地把艺术目光转向遥远的历史，从古老的历史神 话、传说中，发现和寻找新的生命力量，这种创作行为足以引人深思。他们在创作意旨、手段、切入视 角、文化个性等均表现出相对应的差异，可以说，他们的历史小说创作，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代表和 体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艺术取向。两位作家在文学文体上的创新“实验” ，极大地丰富了文学创作的表现 风格和形式，丰富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性格的深层反省和思索。 ひ オヂ逞赶壬弃医从文，旨在“改变国民的精神” ，已属人所共知。改造国民性，寻求中华民族的解放，可 谓鲁迅奋斗一生的目标方向。他致力于小说创作，其原因在于：“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 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1 ］511 。利用小说求得“改良社会”之目的，这一功利主义文 学观念和鲜明的思想启蒙立场，既适应了五四思想解放和新文学时代的需要，也是鲁迅独特的文学现实 主义精神的体现。 オス赜诼逞缸钤绲睦史小说《补天》（又名《不周山》），据他自己在结集序言中说道，小说写于192 2年冬天，取材于“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他认为“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弗罗特说，来解 释创造――人和文学 ――的缘起” ，可是却在写作中途，在报上“不幸正看见了谁――现在忘记了名字 ――的对于汪静之君的《惠的风》的批评，他说要含泪要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这可怜的阴 险使我感到滑稽” 。于是“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 ，对于生活 中“可怜的阴险”予以坚决地回击。但同时又自谦：“这就是从真而陷入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 ［2 ］341 。对于艺术与现实斗争的矛盾，鲁迅的创作选择显然十分清楚。 オフ是从“改良社会”和现实斗争需要出发，鲁迅不惜损伤自己创作风格，宁愿舍弃艺术的严整要求，也 不失急切地发挥文学的现实战斗作用。然而，滑稽的是，鲁迅出于现实批判的考虑――运用 “油滑”技 法，却恰恰为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推崇。有意为之的创作追求竟然遭致“艺术”上“肯定”地误解，鲁迅一气 之下，索性将《不周山》从《呐喊》中抽出，愤然地显现出自己为现实而创作的立场。作家的创作立场 自始至终都一直很明确：“说到‘为什么做起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 ‘启蒙主义’ ，以为必须是‘为人 生’ ，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1 ］512“为人生” ，而非“为艺术” ，为现实的斗争和社会改造服务，这样的创 作态度，在鲁迅眼里不仅是毫不隐讳，而且是身体力行，贯穿了鲁迅文学生命的历程。 オケ冉隙言，施蛰存，可称为新文学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作家，就没有如此强烈的改良国民精神动机，
...借古人杯酒 浇今人块垒马伯庸谈历史小说创作田蕊马伯庸在活动现场 主办方 供图“对我来说，最大的乐趣就是我能够把史料中 具有现代性的东西提炼出来，展示给读者看，同时又不违背我所坚持的历史逻辑和历史真实这两个原则。” 12月2日，在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文本、图像中的医学”主题会议上，作家马伯庸分享了他在历史小说创作中的心得与经验。 ◆见习记者 田蕊 整理 报道史料是小说的助力而非枷锁 在主题会议现场，马伯庸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向大家分享了他在小说写作时如何收集、利用史料，并与听众积极交流探讨，现场氛围热烈。 作为一名非常“高产”的小说家，马伯庸创作了《风起陇西》《古董局中局》《七侯笔录》《长安的荔枝》《显微镜下的大明》《大医》等知名作品。随着《长安十二时辰》《三国机密》《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相继被改编后搬上影视屏幕成为热播剧，马伯庸也成了当红作家。 在马伯庸看来，创作一部历史小说时，细节符合史实十分重要。“如果我写一个宋朝人吃辣椒炒肉，但事实上辣椒在明代才传入中国，清代在民间广泛食用，就会影响到读者的阅读体验。”在他早期的作品《风起陇西》完成后，“一个汉中的朋友曾向我抗议，说‘我们这里号称小江南，才不是满眼黄土呢’。那时我历史阅读的积累不够，一些细节处理欠妥，误把汉中平原刻画成类似黄土高原的地方，与实际情形严重不符。” 那么，应该怎样在不违背历史大事实的前提下，创造一个虚构的故事？马伯庸认为，脑洞大开、想象力丰富固然是小说作者的必备技能，但脑洞只是第一步，如果发现某个题材可以发展出故事来，他会进一步挖掘和调研，再进行写作。 在小说《大医》的创作阶段，马伯庸在一年的时间里，天天阅读《申报》，使自己仿佛戴上了VR眼镜，进入民国时期上海的日常生活。“有时我会想，自己到底是为了写小说而去查资料，还是为了给自己一个查资料的理由，才去写小说”。 “不过历史小说追求的，并不是完全真实的历史。”谈到文学创作与历史写作的差异，马伯庸举了鲁迅误画人体图的例子——鲁迅在日学医之初，因语言不通，记笔记画人体图时将血管画错了位置，藤野先生为他订正时说：“这样好看是好看了些，可是解剖图不是美术……” “这个故事也能生动表现出文学创作和史学考证间的差异问题。我们清楚，这并非真实，但如此描写会更吸引人，所以该如何取舍？”马伯庸把自己的写作定位于“在历史中寻找可能性”，他自创了一种历史小说的写作方式，将之称为“三明治式”写法。“我将写作分为三个层面，最上层是大的历史事实，我坚持力求真实；最下层是日常生活的细节，我也坚持力求真实；而中间一层，则是我可以进行想象的空间，它是我创作的故事和故事的主角。”正是遵循这样的写法，马伯庸在浩繁的史料中“寻宝”，将一些细微的片段取出，构思成一个故事，让其再现和复活，并真实可信。小说在史料的加成下更具厚重感，同时，创作者也不会为展现完全真实的历史而影响到故事本身。 挖掘时代缝隙里的小人物 谈及文学创作的缘起，马伯庸笑称，是逃避写毕业论文的痛苦。“我大四快毕业那年，为了缓解写毕业论文带来的压力，就想写一点东西。当时正好在看福赛斯作品集和《三国志》，突然就有了一个想法：写一个三国的侦探小说。”三国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但三国的谍战故事在此之前却没有。“其实仔细想想，大事件背后肯定做过很复杂的情报工作，比如，曹操在官渡之战时如何得知袁绍囤粮在乌巢的？又是如何带兵准确将其付之一炬？”从这一想法出发，马伯庸动笔写了他的第一部小说。 马伯庸曾表示，他去过一个有关三国的展览，他在那里看到了两块古砖，上面由当时的制砖工匠刻了字，表达了东汉末年生活的贫苦，以及晋朝能统一天下后的河清海晏。“这就是那个时代百姓内心渴求。每个人都活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就会汇成使朝代覆灭的巨大力量。” 这两块砖给了马伯庸十分强烈的感受，让他理解了东汉末年乱世的起源与终结的原因。“历史的主角，并不是我们看到那些贵族、王侯、将相，相反，应该是无数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他们的需求最后会形成历史趋势。这是我对小人物的理解，我就想写这样的人。”在他看来，小人物决定大时代，这才是历史的真相，也是他的历史小说创作中情感、故事的全部初衷和归宿。 回忆起最初创作的小说，马伯庸说：“那时我初尝小说创作，现在看来还是有很多不完满的地方。但它带给我一个创作的方法论，即该怎么在大时代的缝隙中挖掘创作空间、怎么刻画隐藏在历史中的普通人，还有怎么在不违反大的史实的前提下，创作故事小说？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重视故事的时空感与共鸣性 “我一直觉得一个好的历史故事，应该只是指向一个朝代的。”在马伯庸看来，一个故事的发生，必须符合它所在的特定历史时代。“就像《两京十五日》，它必须发生在明代，因为大运河只有在明代才有如此重要意义；再比如《长安十二时辰》，若是在水道繁密的江南，就没必要这么辗转了，所以它一定是发生在唐都长安里的；再比如《长安的荔枝》，要是背景是在已有火车的近代，运送荔枝的故事就不成立了。每个故事在情感上可能是互通的，但放在不一样的社会形态下，就会生产出不一样的故事。” 在小说创作时，马伯庸看中的并非完完整整还原真实历史，而是看重故事是否符合逻辑历史，“一件事也许历史上并未发生过，但如果我说一个人会这么做，大家也不感到奇怪，那这就是小说遵循的逻辑。” 马伯庸在讲谈中分享了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语，即学者解释历史时，需要使用同时代的人所熟悉的语境。“其实小说写作也一样，即便是历史小说，它写的也是一种现代性。我们会用当下社会的价值判断去作判断，这也是历史小说的难点：既要符合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人物生活状态，还要考量如今读者们的接受程度。” 至于两者如何平衡，在马伯庸看来，我们并非想寻找和还原过去的事情，而是找寻与今天生活共同的东西，即情感的共鸣，“要找到古代和今天的共同点，找到一个现代人所理解的渠道，去将古人的价值发挥出来。读者会感到，阅读每一行字，都是在阅读自己。” “对我来说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于我能够把古代具有现代性的东西提炼出来，展现给你们看，同时又不违背我所坚持的历史逻辑和历史真实这两个原则。”
...